黄河文化的核心和重点是黄河水利史和水利文化。中国水利史研究源远流长，资料丰富，著述浩繁。据水利史研究专家姚汉源先生估计，传统水利史专著约有二三百种，粗略估计不下 3000 万字，史籍及地方志中的资料粗估也有一两千万字，加上文集和其他文献资料，总共在5000万字以上，再加上近现代的档案和文件等资料，字数恐怕要以亿计。不过，长期以来，中国水利史研究并没有跳出以水利工程和技术为主的“治水”框架，技术因素牢牢地占据主导地位。古代国家通过控制以水利灌溉工程为中心的基本经济区，有利于增加经济供应来源，强化政权统治。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A. Wittfogel）早在 1957 年就提出了“治水社会”理论，认为对水资源季节性调控而进行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以及组织管理等是制度化统领权力产生的基础，从而也就为专制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水利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繁荣与深入，水利社会史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和热门领域，出现了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的范式转变。1998年法国远东学院蓝克利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牵头的中法国际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联合民俗学、地理学、考古学、水利学和金石文字等学科的学者，历时 4 年，先后完成了《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等 4 部专集，对陕西关中东部和山西西南部的旱作灌溉农业区六个县域水资源放在一定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旨在探讨广大村民的用水观念、分配和共用水资源的群体行为、村社水利组织和民间公益事业，在此基础上研究华北基层社会史。之后，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受到学界的日益关注，逐渐繁荣，持续至今。有关“水利社会”的概念，北京大学王铭铭率先指出，
“水利社会”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并认为开展水利社会类型多样性的比较研究，
“将有助于吾人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质，并由此对这一特质的现实影响加以把握”。 山西大学行龙进一步指出，21 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由敌对转化为交流，由对抗转化为对话，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转换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
“治水社会”转换为“水利社会”也就水到渠成，从治水社会转换到水利社会，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学术领域。他还认为通过水利这一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纽带，可以加深对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制度、文化变迁等方面的理解。
从水的议题入手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水利社会史，近年来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调研考察、亲自谋划部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形成了黄河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要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流域既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中华民族尤其是沿黄地区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又以其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文化
资源孕育、润泽了中华文明。山西、陕西、河南等黄河流域，由于水利文献，尤其是水利碑刻文献较为集中，已经成为华北水利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地区。传统文本的叙事模式不足以生动地反映出黄河流域内的“微观”史实，但碑刻资料数量丰富，存世亦颇丰，在细密解读流域内的历史现场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碑刻是与契约文书同等重要的地方史料，具有毋庸低估的学术价值。诸多碑文的内容是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原始资料，可以弥补文献的缺憾。对碑刻资料进行全面的调查、收集和系统的整理研究，可以弥补我们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上出现的偏差甚至失误，以前未被学者关注的问题也将随着碑刻资料浮出水面而一定程度上得到开展。黄河流域遗存的碑刻数量之多，是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林林总总，数不胜数的碑刻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丰富了古老璀璨的黄河文化，融注了历代劳动者杰出的科学才能和聪颖的文化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