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专 摄
河洛地区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丰富的廉洁文化资源，不仅是历史积淀的道德资源，更在精神内核上为新时代“为民、务实、清廉”的政绩导向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与实践范式。
一、从思想源头看，河洛廉洁文化“政在养民”的价值底色与“政绩为民”一脉相承
河洛地区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自周公营建洛邑、制礼作乐起，便确立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政治伦理。《尚书·康诰》有言：“惟命不于常，惟德是辅”，强调天命惟德是依，而“德”的核心便是安民、养民。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勤政精神，“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治国理念，实为“保惠于庶民”，这正是正确政绩观中“为民造福”的早期体现。这种将国家治理与道德修养紧密结合的传统，使后世官员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从政追求，而非追逐短期显绩。先秦至魏晋时期，河洛地区因其地理中心地位，长期是诸子百家思想碰撞与融合的熔炉，儒家、墨家、法家等学派均提出过倡廉反贪的思想，主张为政者清正廉洁、持俭去奢、力戒贪腐、造福民众。汉代河洛廉洁文化尤其以“强项令”董宣为典范，其刚正不阿、执法如一的品格深刻影响了河洛地区的官场风气。隋唐时期，河洛地区的廉洁文化在制度建设和思想教化上均有显著发展，成为当时政治清明的重要保障。宋元明清时期，河洛地区的廉洁文化在历史积淀中进一步深化，不仅体现在官员的个人操守上，更融入了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中。河洛文化中的清官群体，皆以“清廉”为手段，“养民”为目的，“廉洁”与“养民”的结合，使政绩有了温度与厚度。今天，“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论断，正是对“政在养民”的时代回应。“政在养民”强调的是施政的出发点——治理的本质是滋养百姓生命；而“政绩为民”则进一步明确了政绩的衡量标准——一切工作成效最终要由人民评判。
二、从实践典范看，河洛清官廉吏“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特质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导向深刻呼应
河洛清官廉吏“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特质与当代执政理念深度契合，与正确政绩观之间存在深刻的精神同构，也为现代政绩观提供了可感可学的文化支撑和历史镜像。
（一）为民——从“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的价值贯通“民为邦本”是河洛文化中传统政绩观的核心理念，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是河洛文化圈最早系统阐述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深刻塑造了“以民为本、为民立政”的价值导向，成为后世官员衡量政绩的根本尺度。汉代董宣任洛阳令时，面对湖阳公主家奴白日杀人，他拒不妥协，直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此举捍卫了平民百姓的基本安全，坚守“法为公器”的底线。他不畏权贵、执法为民，百姓称其“卧虎”，离任时“百姓遮道啼哭”，其政绩不在官职，而在民心，这正呼应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
“民为邦本”在历史演进中不断被赋予新内涵。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河洛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相结合，提出“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理念。这一转化使传统政绩观主体更明确——从“为民做主”转向“由民做主”；实践更系统——从个体清官的道德自律发展为制度化的群众路线与民主监督；目标更彻底——从“安民”“养民”升华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务实——从“兴利除弊”到“实干兴邦”的行动逻辑河洛廉洁文化中的务实精神，其行动逻辑一脉相承地体现为从“兴利除弊”到“实干兴邦”的实践哲学，强调为政不在空谈，而在解决实际问题、创造真实福祉。董宣任职时不修府衙、不迎权贵，却严查豪强侵占民田、包庇命案，以“除弊”立威；唐代狄仁杰巡洛时，疏浚河道、整修驿站、裁汰冗吏，以“兴利”惠民；范仲淹一生兴修水利、整顿吏治、设立义庄、改革科举，不求显赫声名，皆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司马光在洛阳编纂《资治通鉴》，生活清贫，典田葬妻，却以“考当今之得失”为使命，以史为鉴，忧国忧民，为后世治国提供镜鉴。这些实践共同构成了“实干兴邦”的历史先声。今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政绩要落在解决实际问题、提升民生福祉的“实处”，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升华。
（三）清廉——从“两袖清风”到“廉洁用权”的底线坚守“两袖清风”是河洛文化中清廉精神的生动写照，其内在脉络一脉相承地指向“廉洁用权”的现代政治底线，它不仅是对为官者个人操守的要求，更是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知——权为民所赋，必为民所用。“两袖清风”源自明代于谦的《入京》诗，他在河南任职长达19年，任巡抚时拒收土产馈赠，以诗明志，将清廉之气凝于袖中清风。这一意象自此成为百姓对官员最朴素的期待，也标志着河洛清官文化中不取于民、不染于俗、不堕于贪的精神高度。董宣任洛阳令五年，去世时“唯见布被覆尸，妻儿对哭，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光武帝为之感叹。北宋名相李沆（洛阳为都时任职）居官时，住宅仅容马转，拒绝修缮，称“鸟巢林一枝足耳，安事丰屋哉？”其弟劝修宅，他以“身食厚禄，时有横赐”为由拒绝。范仲淹位高权重，却“未增一仆、未置一宅”，临终时“殓无新衣”。仍忧心子孙“贪享富贵”，强调“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其《家训百字铭》中“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的训诫，至今振聋发聩。司马光身居高位却著《训俭示康》告诫子孙“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河洛清官廉吏们通过内在修养外化为廉洁的品行、高度的自律与实干的作风，进而通过以上率下的表率作用，深刻影响官场风气与治理实践，最终转化为惠及百姓的具体政绩。这与今天倡导的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为官之道和行为准则高度契合，“三严三实”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
三、从文化传承看，河洛廉洁文化的现代转化是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的创新路径
传统廉洁文化植根于农耕时代，其形成深受当时经济、政治与文化环境的影响。随着社会土壤的深刻变革，作为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必然需顺应社会存在的发展，通过赋予新内涵与新功能来回应时代需求，对其精神内核进行符合现代语境的深刻转译与形式再造。河洛廉洁文化通过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廉脉融入现代治理实践，使“为民、务实、清廉”的政绩导向真正可感、可学、可行。
“创造性转化”聚焦于河洛传统廉洁文化的解码与转译。底蕴深厚的河洛廉洁文化，承载着千百年来河洛地区古代官员为政的自觉认知与精神追求，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权力源于君主，官员政绩服务于皇权巩固，以皇权意志为核心，形成的是“唯上是从”“官本位”的政绩逻辑，“忧乐天下”的情怀往往难以成为普遍的政治实践，更多是少数士大夫的个人追求。新时代背景下，需从河洛廉吏群体中提炼“公而忘私、清廉自守、为民务实”的核心品格，重构价值坐标系，与“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现代要求精准对接，并把对河洛廉洁文化的理解与践行纳入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鼓励干部在决策中自觉对标历史典范，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真正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将河洛廉洁文化融入现代政绩观教育，以史润心、以廉铸魂，通过文化浸润与制度协同，将千年清风转化为新时代干部的内在自觉，推动党员干部从历史镜鉴中汲取精神力量，筑牢“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根基。
“创新性发展”着眼于河洛廉洁文化的激活与赋能。要对既有文化按照时代发展诉求，将经过创造性转化萃取出的文化基因，植入现代生产、生活的广阔场域，借助现代科技、产业形态、教育体系、传播媒介等融合创新和价值重构，使其焕发服务当代、引领未来的蓬勃生机，在动态实践中实现文化价值的跃迁。新时代背景下，需深挖历史资源，打造“沉浸式”教育场景，数字赋能、空间再造、文艺转化，如洛阳市通过打造“清风洛阳”品牌，将廉洁文化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和数字平台，转化为现代干部教育的精神坐标，通过打造“清廉地图”、建设廉洁文化教育场馆，将河洛廉洁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教育场景，使抽象的政绩观有了具象载体与情感共鸣点。这种让千年廉脉“活”起来的方式，比抽象说教更具感染力，能有效唤醒初心使命，让党员干部在沉浸式体验中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这正是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