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洛阳故城 朱传宗 摄
在大多数人的历史认知中，长安是西汉王朝唯一的都城。在洛阳所享有的“九朝古都”“十三朝古都”的盛名中，并无西汉一朝。事实上，西汉初年，刘邦在称帝后曾定都洛阳，并在此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国家奠基工作。这段历史虽被史料明确记载，却长期未被广泛认知，这是为何？
一、消失”之谜：洛阳作为西汉都城为何被遗忘？
这段有明确史料记载、为学者认可的历史，却始终未进入大众主流认知，成为西汉历史叙事中一处容易被忽略的重要篇章。这种集体记忆的缺失并非偶然。
首先，长安的辉煌遮蔽了洛阳的贡献。长安作为西汉长达两百多年的政治中心，其宏伟的宫室、繁荣的市井以及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国际地位，都在历史书写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相比之下，洛阳作为都城的时段较短，且很快被长安取代，自然容易被后世忽视。
其次，“汉承秦制”的叙事需要。西汉王朝政局稳定后，在制度上多沿袭秦朝，而秦朝的都城是咸阳。无论是咸阳，还是长安，均在关中。强调长安作为都城，更能体现这种继承关系，从而为新兴王朝提供合法性依据。洛阳作为东周都城，代表的是更早的历史传统，与汉初的现实政治需求存在一定距离。
最后，历史记载的分散性也使这段历史未被充分整合。尽管《史记》《汉书》等正史明确记载了刘邦定都洛阳的事实，但这些信息散见于各篇章中，未能形成强烈的叙事线索，导致后世读者容易忽略这一重要史实。
二、野外称帝：权力不稳的仓促仪式
在秦末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刘邦和项羽从并肩作战的盟友转变为争夺天下的对手。公元前 202 年 12 月，楚汉之争的最后一战——垓下之战爆发，刘邦指挥40万汉军与项羽10万楚军展开决战。西楚霸王项羽战败自杀，刘邦取得了最终胜利。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并不等同于权力的巩固。
垓下之战结束后，刘邦迅速行动，直入韩信军营，剥夺其军权。《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书·高帝纪》载：“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这一行动揭示了刘邦真正的担忧是手握重兵的韩信：当时韩信驻军定陶，威望正盛，若其谋反，后果不堪设想。刘邦的忧虑不无根据，楚汉之争时已有多人劝韩信背叛刘邦而自立。先是项羽派武涉游说韩信：“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后齐人蒯通（kuǎi tōnɡ）也劝说道：“方今为足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立。”若韩信采纳说客意见，则有可能出现项羽、刘邦、韩信三分天下的局面。但韩信认为“汉遇我厚，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拒绝了这些建议。
尽管韩信表现出忠诚，刘邦仍不敢掉以轻心。在收回韩信兵权后，刘邦在没有确定都城的情况下，急切地在氾水之阳宣布称帝。这一举动相当仓促，仪式也十分简朴，可以说，刘邦是在野外的军营中完成了从汉王到皇帝的转变。
刘邦称帝时，既没有改元，也没有改制，这反映了当时形势的紧迫。登基仪式由叔孙通负责制定，但相比于后世皇帝的登基大典，刘邦的仪式几乎可以说是临时性的。这种仓促背后，是新兴大汉帝国面临的内外挑战。
三、都城抉择：四个选项的权衡利弊
称帝之后，刘邦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定都。在当时，有四城可供选择：咸阳、彭城（今徐州）、南郑（今汉中）和洛阳。四城都有其优势与局限，都城的选择将深刻影响汉帝国的发展方向。
咸阳是大秦帝国的都城。刘邦曾先入咸阳，接受秦王孺子婴的投降，宣告秦王朝的灭亡。楚汉之争后，刘邦建汉称帝，其都城选择合乎逻辑地应是咸阳，这样有利于构建汉帝国的正统性。然而，秦帝国二世而亡，咸阳被视为短命王朝的都城，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是不吉利的。加之咸阳经项羽破坏和焚烧，已不能作为都城。秦帝国的旧都咸阳最终不被刘邦选择。
彭城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在秦楚之际，彭城可以说是全国的都城。当然，项羽定都于此，是因为项羽的根基在楚，而且彭城是当时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经济相对发达。刘邦的根基在关中，出关向东以取天下的。刘邦不会选择失败者项羽所定的都城，而且彭城位置偏东，不再适宜作为汉帝国的都城。周振鹤先生认为，娄敬、张良劝说刘邦定都关中的话，“韩生也对项羽说过，可惜项羽眼光太浅，仍然要回到离自己老家较近的彭城去建都，加速了自己的败亡”。
南郑是刘邦作为汉王时的王都。刘邦受封汉王时，管辖汉中、巴、蜀三郡，王都就定在汉中郡的南郑。然而，南郑位置偏西，交通不便，根本不适宜作为大汉帝国的都城。它更像是一个临时性的行政中心，而非统治天下的帝国首都。
相比之下，洛阳具有明显优势。“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洛阳位于天下之中，曾为东周天子的都城，在战国纷争时代保存完好，极具正统性与合法性。洛阳交通便利，关隘守护，经济相对发达，文化较为昌盛。
业已创建帝业的刘邦，有意定都天下之中，跨过秦朝直接上承东周。对于刘邦而言，昔日东周都城洛阳，就成为西汉初年理想的都城选择。
四、定都洛阳：短暂却影响深远的三个月
在定陶氾水之阳完成登基大典后，刘邦率文武百官向西进发，到达洛阳后，决定定都于此。《史记》《汉书》均明确记载刘邦定都洛阳。
《史记·高祖本纪》载：“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诸侯皆臣属。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令卢绾、刘贾围之，不下。数月而降，杀之雒阳。”该史料至少透露三个重要信息：其一，“天下大定”。一方面，是说楚汉之争结束了，刘邦取得了最终胜利；另一方面指的是在分封韩信、彭越、英布等众多功臣为异姓王后，刘邦暂时度过随时被异姓王反叛的危机，天下才算大体安定。其二，“诸侯皆臣属”，是说刘邦定都洛阳后，接受臣民的朝拜，才正式成为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这才多少弥补了刘邦在氾水之阳野外称帝的仓促与俭陋的缺憾。可以说，定都洛阳是刘邦正式称帝、政权稳定的标志。其三，定都洛阳期间，平定临江王驩的叛乱，极大地震慑诸侯功臣。这正是刘邦最初选择洛阳为都城的原因。
《汉书·高帝纪》也载：“帝乃西都洛阳。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这表明，刘邦在分封各路异姓王后，才向西进发，定都洛阳。这也印证了《史记》所载诸侯臣属与定都洛阳的关联。
洛阳作为都城，不仅具有地理上的优势，更具有象征意义。它连接了西汉帝国与周朝的正统，传递出天下归心的政治信号。刘邦于高帝五年（前202）二月在氾水之阳称帝，随即西迁洛阳，五月西迁关中，定都洛阳百余日。刘邦定都洛阳时间虽短，但定都洛阳期间的制度建设，却为大汉帝国奠定雄厚根基，影响深远。
刘邦那场在氾水土丘上的仓促登基，以及在洛阳的短暂定都，却成为汉帝国建立过程中关键的一步。从野外称帝到定都洛阳，刘邦的每一步选择都体现着一位政治家的谨慎与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