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

——一位陕北老红军薛恩荣的故事

    期次:第353期    作者:□ 薛居英


我出生在陕北革命老区,那里“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见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44-45页)

这位老红军就是其中之一。他早在土地革命初期就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生信仰共产主义,坚定不移。他最早组织建立起了乡农民赤卫队,并多次带领他们配合陕北红军,攻打反动寨堡。他翻山越岭,走乡串户,秘密地为陕北红军筹粮筹衣。他是村里的主心骨,解放后连选连任,历任村主任,从互助组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紧跟党中央,率先垂范,公而忘私,废寝忘食地为党工作一生。村里的大事小情他都能理顺,妥善处理,所以深受群众爱戴,是县里有名的优秀干部。后终因积劳成疾,只过了短暂的54年,于1956年7月就离开了我们。他就是我至爱至亲的父亲,我最崇拜的人生导师、良师益友薛恩荣。他的离世对我如晴天霹雳,让我痛彻心扉。65 年过去了,但至今每每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我都泪水潸然!我爱他,想他,可看不到他,就在脑子里一遍遍地回忆他生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所以父亲的故事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伴随、指导着我的一生。

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全党开展了“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让我心潮澎湃!其中,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传承革命精神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要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讲给大家听,讲给年青一代听,激励人们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见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47页)遵照习总书记的指示,我欣然命笔,愿为传承红色基因尽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责任,把老红军的真实故事讲给青年一代听。

一、赤手空拳打胜仗

1931 年初,蒋介石第一次围剿红军失败后,又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疯狂地向老区红军发起了第二次围剿。当时的陕北红军,人员严重不足,武器特别匮乏,所以扩红扩军成了老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为此,父亲翻山越岭、走乡串户地发动群众,率先在本乡组建了乡赤卫队,并多次配合陕北红军攻打临村的反动寨堡。

由于他们都是农民,那么没有武器怎么办?大家想办法后就决定,用陕北的糜子杆做成手枪样,然后在外面包上一块红布,做成了“盒子枪”。每次作战前,首先选择好有利地形,分散进入埋伏阵地,一旦进攻命令响起,即便是在冰天 雪 地 的 冬 天里,都要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手拿自制的“盒子枪”,杀声震天地冲向敌人。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敌人看到这个阵势,吓得魂飞魄散,四处逃窜。跑不了的就举起双手乖乖投降。这个时候,他们就把反动寨堡的武器与粮食收拾一空,然后全数送给红军。听父亲说,看到敌人的真枪后,赤卫队的队员们都爱不释手,每次都要轮流着看看,摸摸,随后就自觉如数地上交红军。因为,一是有纪律,赤卫队只夺枪而不能留枪。二是,当时在陕北,只要能夺到一两支枪就可组建一支游击队,所以没人愿意把枪藏起来。说到这里,我耳边响起了 1937 年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几十年的生活中,每当我听到或唱起这支歌的时候,就自然会想起父亲讲的这个故事。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革命老前辈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与坚定信念。他们不怕牺牲、敢于胜利、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饿着肚子济穷人

陕北,土地贫瘠,十年九旱,人民生活非常艰辛,那个年代饿肚子是常事,但是广大人民在一批回乡老红军的带领下,吃糠咽菜,勒紧裤带,不怕牺牲,支援革命,无怨无悔。我认识的一位外婆村的老红军,他曾经在延安给毛主席当过警卫兵。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爱人又有病,饿得皮包骨头。不少人建议他给毛主席写封信,他却摇摇头说:“不能给人民政府找麻烦。”后来终因饥饿难忍而自尽。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他们总觉得,活在世界上就是该为党做事情,而不是找麻烦。在我幼小心灵里印象最深的是,只要我家有粮,他就要张家一碗、李家一瓢地接济别人。有一次一位村民进我家门,叫了一声大哥,掉下了眼泪,他就马上问:“断顿了?”对方点头。父亲立即起身,就把家里仅有的半小袋小米拿出来递了过去,并安慰说:“快回去给孩子们煮点稀饭喝。”这位村民高兴了,可我母亲不愿意了,她埋怨父亲不给家里留一点,因为这样我们家也断顿了,要饿肚子了,可父亲说:“我是党员干部,我不挨饿能让谁挨饿?”说完,翻出一袋谷糠,用磨磨了磨,交给了母亲。从此我们家就以谷糠窝窝头充饥。糠窝窝头过去也常吃,但那个是加了粮食粉的糠窝窝,下咽稍好些。这次的糠窝窝头,完全是谷糠,那个难以下咽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对父亲的这些行为,小时候我也不理解,但以后随着入团入党,特别是学习了党的知识后,我才领悟到,这就是老红军把共产党的宗旨融化到血液之后的自觉行动,是信仰的力量。

三、送子参军上前线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了34个旅,25万兵力,由胡宗南任总指挥,开始向延安发起进攻,而负责迎击敌人的西北解放军只有6个旅,2.6万人,悬殊实在太大。在这紧要的关口,我的老红军父亲率先垂范,亲自把他正在绥德师范上学的独子——我的哥哥薛居华送上前线,参加了西北解放军。那个年代,独子没有参军打仗的义务,但是父子俩一拍即合,决心跟着毛主席、共产党打江山,在所不惜。在他俩的带动下,我们村的好几个小伙子都参军了。我的哥哥不愧父意,1947 年参军,1948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在部队两次立功受奖。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兵入侵朝鲜,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0 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抵抗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父亲得知消息后,马上给我哥写信,鼓励他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其实我哥早已猜出父亲的心愿,已经报了名,只是又因为是独子,领导在犹豫中。收到父亲的鼓励信后,部队领导与哥哥都吃了定心丸,所以,我的哥哥于1950年底即赴朝参战,在汽车运输连负责后勤运输工作,九死一生,得了严重的胃病,无怨无悔。1955年我的哥哥回国后直到去世,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唯有奉献。可见父亲对信仰坚持所产生的力量,已经深深地支撑了儿子的一生。

四、临终遗言传信念

1956 年 7 月,在我即将要考高小的前一天,从学校回家、推开家门的一刹那,见满窑洞的人嚎天哭地,我的父亲已穿上了寿衣,被横拉在坑西。我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扑向父亲身边,这时父亲竟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叫着我的乳名,全家人愣呆了,屋子里一片寂静,父亲开口给我讲的第一话是:“我走以后,你一定要入团、入党,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然后,又嘱咐我:“不能辍学,不仅要上高小,上中学还要上大学,你哥会供你的。”还说:“在学校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脏活累活抢着干。要团结同学,尊敬师长,帮助有困难的同学。”随后特别叮咛我:“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不能贪占别人的便宜,胡须上的饭吃不饱。更不能亏欠党和政府,政治上不能有任何含糊。没钱花,穷点不可怕,借了钱可以还。可政治上欠的债是永世还不清的。”最后嘱咐我:“我走以后,不要告诉你哥,让他在部队安心工作。”说完痛苦地倒了两口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就是父亲临终的遗言。他一生为党为人民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离世后,仍希望他的儿女们继承基因,不忘初心,永远跟党同心同德、奋勇向前。这是一位父亲对儿女的嘱咐,也是一位老红军、老共产党员对年轻一代的殷切希望。尽管当时对父亲的嘱咐,我懵懵懂懂,但是“入团、入党,永远跟党走”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我心灵的深处,让我永生难忘,所以“永远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了我一生追求的目标。我初一入团,大一入党。在文革的特殊时期,主动背上铺盖与“毛选四卷”,同20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深入老区,沿着红军长征路线,体验两万五千里的艰辛。步行长征后,我紧接着又深入到南昌橡胶厂当工人,在生产流水线上劳动;半年后,又遵从毛主席的指示到学校附近的宝鸡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在实践中解读党旗上的镰刀和斧头,学习工农大众的艰苦精神。由于文化革命,我们推迟一年并进行了两次毕业分配。1970年6月第一次毕业分配时,我去了陕西省军区农场,边劳动边军训,过战士生活整整两年。1972年第二次毕业分配时,我服从国家需要来到了洛阳工学院至今。

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父亲“入团、入党,永远跟党走”的遗嘱给了我明确的人生方向,让我一生为党工作,坚定不移,哪里需要去哪里,爱岗敬业、诚实率真,从没有为个人的事找过任何领导。父亲“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不能贪占别人的便宜,胡须上的饭吃不饱。更不能亏欠党和政府,政治上不能有任何含糊,政治上欠的债永世还不清”的遗嘱,让我在幼小心灵中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腐反腐红墙,一生脂膏不润、一清如水,从没有以工作之便收受过任何人的钱物。为了永远跟党走,我坚持不间断地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辨别能力,坚定政治立场,坚守政治信念;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为此尽管碰过钉子,受过委屈,遭遇过不公平待遇,但我无怨无悔,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习近平同志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说:“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见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39页)愿我们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主题教育活动中,“筑牢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补足精神之钙,自觉做远大理想、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见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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